• 王振忠说徽州︱徽商“走广”:到广东发洋财

    原标题:王振忠说徽州︱徽商“走广”:到广东发洋财

    (一)
    在传统时代,从中原看帝国陆地版图的最南部――广东,那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始终意味着财富与冒险。
    说到财富,司马迁在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中所列举的西汉十多个大都会中,番禺(今广州)是其中之一,为当时的“珠玑、犀、玳瑁、果、布之凑”。换言之,广州是各类珍宝、水果(如龙眼、荔枝等)和布匹的集散中心。稍后班固编纂的《汉书·地理志》,所载亦大略相同,只是多出了象牙、银和铜三项。上述的那些珠玑、犀、玳瑁、象牙等皆为热带特产,大都由海外输入。这些海外奢侈品,在一般人眼中是一些奇器淫巧,但却能给商人带来巨额财富。所以,从这个意义上来看,出入岭南也就意味着抓住了财富。
    而在另一方面,岭南长期以来又是极不发达的未开发地区,人们常常称这里是“蛮烟蛋雨之地”。不仅海外贸易风险极大,而且瘴气弥漫,令人动辄生病,甚至一命呜呼。因此,生活在岭南,又意味着是一种冒险,长期以来,岭南被中国人称为“瘴乡”,此一瘴气弥漫之地,历来为中原王朝流放罪人的场所,属于化外之地。
    对此,明代徽州人叶权(1522—1578)曾比较十六世纪前后的形势:岭南以前被称为瘴乡,除了那些被流放的人,谁都不肯去。其实,看看那里的山岭,还比不上江浙一带的低山,山岭之下,青松掩映,有宽敞的道路。从南安府(今江西省大庾县)到南雄州(今广东南雄),虽然号称有一百二十里,但如果行人一早起来,半天就可通过。因此,无论是当官的还是做生意的,现在都愿意前往岭南。叶权的家乡休宁县是徽商辈出之地,他说自己的乡亲每年都有一两次要到岭南去,但从没有人因感染瘴气而死亡,那些当官的,条件比商人更好,就更不用说了……
    由此,叶权设问――为什么过大庾岭到广州从前哪么艰难,而现在却变得这么容易呢?
    他接着分析说:因为以前太平的时代大都不过百年,不到百年之间,南北往往就因动乱的原因而相互阻隔,因此,从南雄到达广东省城广州,大约八九百里路,有许多少数民族出没其间,陆路只有这一条,行舟又相当困难,所以来往的人很少,人流既少,山上的岚气也就很盛,这就像一间房屋里面长久没有人住,空关了很长一段时间,阴气沉沉的,山川自然就没有灵气。偶尔过往之人,一路上胆战心惊,心理素质不好,抵抗力下降,碰上瘴气就容易抱病而亡。不过,到了明代,情况已大不相同。明代平定了广东,到叶权生活的隆庆、万历年间,太平的日子已有两百年的时间,海内成了一家,江西、广东山岭之间车马络绎不绝,水上的船只也鱼贯而行,人气这么盛,瘴气之类的山毒自然也就消失了。
    从叶权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,明代的岭南已从昔日的“瘴乡”转而成为一片乐土。他所说的“商贾愿出其途”,显然是因为在商人眼中,岭南更是个发财的好地方。换言之,在岭南的传统印象――财富与冒险二者之间,此处更成了财富的代名词。在这种背景下,不少人纷纷前往岭南经商。据《洋防辑要》记载,嘉靖三十五年(1556年),“海道副使汪柏乃立‘客纲’、‘客纪’,以广人及徽、泉等商为之。”关于这一点,梁嘉彬先生曾指出,在十六世纪中叶,与葡萄牙人接触的十三商行中,广人、泉人各五行,徽人则有三行。可见,早在明代中后期,徽商就络绎不绝地前往广东贸易经商。而在当时,官府为了规范广州贸易的管理,设立了“客商”、“客纪”之类的官商,其中,徽商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
    (二)
    在明代,徽州民间就有“走广”的习惯语。所谓走广,也就是到广东去。及至清代,又出现了“漂广东”、“发洋财”的说法。

    王振忠说徽州︱徽商“走广”:到广东发洋财

    婺源茶商怡珍宝号“漂广东”的茶叶清单,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收藏
    所谓漂广东,大概是徽州人特有的说法,指的是经营外销茶,将茶从徽州运往广东,卖给洋商,再转销至欧美各地。
    为什么叫漂广东呢?根据王世华教授的说法:因为从徽州运茶至广东,沿途跋山涉水,千里迢迢,非常辛苦。茶商一般是先将茶叶送至屯溪,雇船运到黟县渔亭,再雇挑夫经过数十里的山间小道,将茶叶运到祁门,再雇船经昌江、浮梁抵达饶州,穿过鄱阳湖抵南昌,沿赣江而下,经丰城县、樟树镇、吉安府、赣州府和南康县抵达南安府(今江西大庾县),其中要经过著名的赣江十八滩,然后在南安府起旱,雇挑夫行数十里翻越大庾岭,到达广东南雄州(今南雄县),再雇船沿北江、东江而下,经韶州府(今韶关市)、英德县、清远县至广州。从徽州到广东,全程共需两个多月时间。可能是因为其间大部分途程是在水面上,所以时人称运茶销往广东为“漂广东”。

    王振忠说徽州︱徽商“走广”:到广东发洋财

    徽州由昌江、鄱阳湖经赣江—大庾岭至广州商路图,李甜博士协助清绘
    除了“漂广东”外,当时还有一种说法叫“发洋财”。对此,乾嘉时代扬州人林苏门解释说:
    广东洋货沽来,鬻于他省,利息厚大,但洋面风波最险,即谚云所谓“飘洋”者。扬俗求财若辈,往往有财未发而卒至祸不旋踵者,皆不知冒险之故,一朝失足,贻憾终身,其举念可妄动耶?嗤之者曰:‘想发广东财’。”
    在盛清时代,扬州城内富商巨贾麇集鳞聚,整个社会的商业气氛极为浓烈,在这种形势下,老成人以“想发广东财”告诫新进者须慎重行事。不过,由此一谚语亦可看出——广东洋货因与海外贸易相关,获利丰厚,但也具有一定的风险。对照前揭的说法,茶叶是卖给洋商的,发的自然是洋财。此类交易的利润通常较高,故而一般人中遂流传着这样的说法:“发洋财就好比去河滩拾鹅卵石那么容易。”关于这一点,同治四年(1865年)公开出版的夏燮之《中西纪事》,对此有很有的佐证:
    自海禁大开,茶叶之出口岁益加增,……徽商岁至粤东,以茶商致富者不少。而自五口既开,则六县之民,无不家家蓄艾,户户当垆,赢者既操三倍之贾,绌者亦集众腋之裘,较之壬寅以前,何翅倍蓰耶!
    夏燮为安徽当涂人,清道光年间举人,曾入曾国藩、沈葆桢幕府,精通音韵,兼擅史学,曾据公文档册、奏疏函札、条约章程等,历十余年撰成《中西纪事》一书,对十九世纪中叶的时事政务,有着颇为细致的洞察与敏锐分析。文中的“壬寅”,亦即道光二十二年(1842年)。是年八月,中英《南京条约》签订,开放广州、福州、厦门、宁波和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。因茶叶经营愈益具有厚利可图,故而在徽州经营外销茶者,较之先前更是前仆后继。对此,清代婺源人江之纪撰有《熙春行》一首,其序曰:
    徽茶昔称松萝,近以熙春为最,色味双清,价逾闽产,商载南海,鬻诸洋人,岁得番银百万。
    江之纪字修甫,号石生,婺源晓起人,为道光六年(1826年)进士,历任金匮、常熟知县,钦加直隶州知州衔,为晚清光绪年间两淮盐运使江人镜之祖父。《熙春行》一诗,指出明清两朝徽州茶叶名品之变迁,已由明代主打的“松萝”转向清代的“熙春”。根据江氏的观察,熙春茶的价格远远超过福建的茶叶,这些茶运往广州转销外洋,获利甚巨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,他在婺源乡村见到茶叶采制期间女工辛勤劳作的热闹场面,故赋《熙春行》数首,其中之一写道:
    西洋痴鬼眼晴绿,爱噉新花珍似玉。
    万里楼船载得归,清芬沁遍兜罗俗。
    上揭第一句的诗注为:“世称洋夷为鬼子,其于茶也不饮,以手掬而噉之。”《熙春行》提及的 “洋夷”、“鬼子”或“西洋痴鬼”,也就是指茶商在广州接触到的西洋人。这些洋人在试茶时,往往用手捧起,直接将茶叶放入嘴里咀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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